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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斯亮:做“小而美”的慈善
时间: 2019/7/22   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  点击量:7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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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颁奖典礼正是寒冬季节,陶斯亮一袭深蓝色西装套裙,特意别了一枚精致的胸针。在拍照前,她抹了点口红,“显得自然一些”。然后从女儿陶冶手上接过一条米白色丝巾,掖在领口。自从2012年与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合作以来,陶斯亮越来越国际化,无论是形态礼仪,还是思维方式——通过与国外慈善机构和慈善家合作,她对于慈善的理解更加深刻,更加开阔,也更加务实。

  从最开始“卖桌子”,找“红二代”的老哥老姐们站台募款,到现在一年比一年成熟的“爱尔公益慈善之夜”,陶斯亮凭着医者的仁心和专业,将慈善做成了持之以恒的事业。“和国外那些大企业家、大慈善家不同,我既没有钱,也没有权,就是怀着一颗做公益的心,量力而行,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情,没想到回头一看,聚沙成塔,居然也干了这么多的事情。”陶斯亮感慨地说。2018年12月3日,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之前,爱尔公益基金会刚和美国欧几里德系统公司签订了“爱之光——视觉关爱公益项目”的战略合作协议,该项目致力于青少年视力筛查和近视防控。 

  颁奖典礼正是寒冬季节,陶斯亮一袭深蓝色西装套裙,特意别了一枚精致的胸针。在拍照前,她抹了点口红,“显得自然一些”。然后从女儿陶冶手上接过一条米白色丝巾,掖在领口。自从2012年与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合作以来,陶斯亮越来越国际化,无论是形态礼仪,还是思维方式——通过与国外慈善机构和慈善家合作,她对于慈善的理解更加深刻,更加开阔,也更加务实。

  从最开始“卖桌子”,找“红二代”的老哥老姐们站台募款,到现在一年比一年成熟的“爱尔公益慈善之夜”,陶斯亮凭着医者的仁心和专业,将慈善做成了持之以恒的事业。“和国外那些大企业家、大慈善家不同,我既没有钱,也没有权,就是怀着一颗做公益的心,量力而行,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情,没想到回头一看,聚沙成塔,居然也干了这么多的事情。”陶斯亮感慨地说。2018年12月3日,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之前,爱尔公益基金会刚和美国欧几里德系统公司签订了“爱之光——视觉关爱公益项目”的战略合作协议,该项目致力于青少年视力筛查和近视防控。

做“小而美”的慈善
  在从事慈善事业之初,陶斯亮并没有真正为钱发愁过,“红二代”的身份,以及在中央统战部六局担任局长和在中国市长协会任职的经历,为她在政界、学界积攒了大量的人脉,此前的慈善活动多是做力所能及的资源整合与组织动员工作,并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投入。可是到听基会的时候,陶斯亮首次面临“无米下炊”的窘境,开始试着用慈善晚宴的方式募捐,一桌饭菜认捐1000元,第一次公开募捐就筹集了7万〜8万元捐款。但是,对于数量庞大的聋哑人士而言,这些捐款只是杯水车薪。后来,陶斯亮找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,用诚意打动了公司创始人奥斯汀,并签订了10年合约,所有助听器和服务都由斯达克无偿捐赠和提供,组织动员工作则由各地残联包干,解决了项目的资金困境。 
  2016年, 《慈善法》颁布,为了专业化运作和管理公益慈善项目,中国市长协会决定将“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”升级为独立的慈善法人机构,以助残、助学与扶贫为主要内容。同年3月,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,除了延续和斯达克公司合作的“世界从此欢声笑语——中国项目”外,基金会还设立了脑瘫儿童救助的“向日葵计划”,以及五个助学项目——爱尔圆梦、爱尔育才、爱尔美育、爱尔图书角和苏萍奖学金。陶斯亮很清楚,爱尔公益的捐款有限,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脑瘫患儿,只能做“小而美”的项目。经过精心策划,他们最终选择在新疆和西藏开展项目。“脑瘫的病因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,由于产程过长缺氧,或脐带绕颈所致。西藏和新疆都是医疗条件较为落后的地区,加上人口分散,很多产妇都选择在家生产,大大增加了脑瘫患儿的几率。”陶斯亮说。
  即便如此,当看到那些西藏、新疆的老乡,带着孩子从偏远地方赶来,却只有1/3不到的患儿能够获得救助时,陶斯亮备感失落。“虽然我们用心地策划,但实际上能帮到的孩子,能帮到的家庭依然是少数,感到原来我们的能力这么有限,心里头就⋯⋯”陶斯亮顿了顿,调整了一下情绪,“但手术必须要有严格的指征,这是医生基于工作经验和职业操守作出的专业判断,也是对孩子和家长负责任的做法。”但看到那些经过手术康复的孩子后,陶斯亮又对这项工作充满了希望。去年应邀参加爱尔慈善之夜的第一批康复后的脑瘫患儿,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参观。来自西藏昌都的6岁患儿拥措和德森在广场上举着小红旗欢快地奔跑,他们的妈妈则跟在后面不断提醒“慢一点,慢一点”!陶斯亮的女儿、“爱尔向日葵计划”项目负责人陶冶用手机记录下这段视频。“看一次感动一次,这镜头让我们特有成就感,觉得我们做的事情,对一位母亲而言,是希望,是苦尽甘来的盼头,也特别被孩子们那种拼命挣扎、破土而生的顽强生命力感动。”陶冶说。
  在爱尔,救助的项目分为两类,助残和助学,前者是授人以鱼,后者是授人以渔。在陶斯亮看来,如果能授人以渔当然是最好的,但是往往慈善就是授人以鱼。从精准扶贫的角度,如果没人关注这些脑瘫患儿,可能他们的父母永远无法解脱出来,无法摆脱贫困,永远得靠国家救济。“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,有多大能力就干多少事情,我们无法包打天下。”值得欣慰的是,目前西藏已出台政策,产妇到医院生产,不仅费用全免,还要奖励1000元。因此,陶斯亮乐观地预计,有了政府的重视,未来在西藏和新疆,脑瘫患儿的数量会大大减少,也许不需5年,“向日葵计划”就能提前结束。
  下一步,陶斯亮希望引进自闭症儿童救助项目,借鉴天津一个民营机构所采取的融合教育方式,将自闭症儿童送到幼儿园,同正常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;同时,让自闭症的老师跟班照料,通过心理重建的模式,让自闭症儿童获得康复。“如果自闭症儿童得不到及时治疗,长期拒绝与人交流,慢慢就会影响智力,对于一个家庭而言,这将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个项目不需要太多的投入,我们希望找到这个模式并加以推广。”在陶斯亮看来,一个项目之所以能成为慈善项目,首先得本着一颗纯粹的公益心,不能打着慈善的旗号而干盈利的事情。同时,还要广泛宣传动员,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。这些年,爱尔公益开始在地铁投放广告,陶斯亮也开始面对媒体,推广爱尔的慈善项目。在陶斯亮看来,慈善公益最终还是应该形成社会性,否则光自己封闭地搞公益,最后一定是事倍功半。

慈善不是单打独斗
  在中央统战部和中国市长协会工作的经历,使得陶斯亮和爱尔公益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用陶斯亮的话说,“这是爱尔的优势,也是爱尔的幸运”。但她同时表示,爱尔的模式不适合所有的民间慈善机构,“很多民间慈善机构未必就没有优势和实力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”从事慈善事业多年,陶斯亮看到了残联的发展,各地都盖起了康复大楼,也将脑瘫儿童纳入了他们的康复治疗中,而且政府也越来越向民生倾斜。2018年10月1日起,中国建立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”,由各地政府掏钱,做到“应救尽救”,这其中也包括脑瘫儿。“脑瘫孩子的春天来了。”
  进入到脑瘫救助领域,陶斯亮发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民营慈善机构和医院,这让她感到欣慰,也让她对爱尔公益有了新的定位。她希望将爱尔公益做成一个平台,让所有的要素在这个平台上集聚。有真金白银捐款的企业家,有技术精湛的医生,还要有政府的介入,帮助找到需要救助的病人。“将这些要素集合起来,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。慈善绝不是单打独斗就能干的!”
  这些年来,爱尔公益在脑瘫救助和听力救助两个项目上,开始寻求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合作。“在国外,慈善应该是民间机构做的,但在中国,几个大的慈善机构都属于政府部门,由政府管理,还有财政拨款,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。”陶斯亮表示,这些官方慈善机构的优势在于募款,但很难深入下去做一个个具体的项目,否则涉及面太广,效果也不理想。而募款却是民间慈善机构的短板,受到诸多限制,甚至在机构名称上就已经做了限定,比如抬头为北京的慈善机构就只能在北京募款,抬头为广州的慈善机构只能在广州募款。“所以最理想的方式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,他们出钱,让我们这样专业的民间慈善机构来具体操作。”陶斯亮说,但政府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,作为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,做什么项目,在哪里做,不能完全由政府来限定,必须有自己的计划,自己的想法,还要有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,要壮大自己,实现多元化发展。
本文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    责任编辑:晋小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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